何威：间断性记忆的整体化思考：突发公共事件的集体记忆建构 ...

摘要：集体记忆的核心在于记忆历史连续性及其社会建构性的动态整合。现代社会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繁出现，可以作为集体记忆的源头与节点去审视。围绕集体记忆的建构“能否间断连续”进行思考，可以尝试在“理念−意象”的集体记忆建构框架下，在记忆不同的叙事维度将散点式的记忆碎片整合并类别化，进而整合出具有沿循“勾勒−黏合−构筑”脉络的现代社会公共突发事件集体记忆整体性建构逻辑。同时，在当下不确定性社会以及特定的文化语境下，以整体性为目标进行突发公共事件集体记忆能动性建构和维系，也是现代社会与国家在多重时间维度整合有益经验，以及重构对社会文化结构性认知的基础。

关键词：集体记忆;理念;意象;突发公共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记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会展现出不同的社会建构性，最终作用并集中反映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上。集体记忆的传续，不停地经受着框架结构和主线被离散的过程。对同一事件集体记忆的表达一方面源自历史体验对于当下感受的影响，这是突发性带来创伤感的经验感受。如灾害事件过后形成的“记忆之场”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都会对个体的感受与行动赋予一种“隐喻的可能性”。在扬·阿斯曼提出的“沟通回忆”模式中，人们往往在灾后的沟通当中会回避灾害的事实来隐藏内心的恐惧和保持与他人沟通的完整，这既是一种针对突发灾害的应对方式，也是权力对社会基本文化逻辑建构的体现。在灾害或者历史创伤过后，国家和地方权力主体往往会通过重构记忆的方式消解灾害的“文化创伤”，用相对理性的知识和意义塑造重建社会关系网络与组织秩序，最终完成灾前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从近些年发生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来看，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事件过后通过正舆情、树典型，实物纪念和仪式实践等方式，不断强化国家权力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且在之后长久的一段时间内，通过在社会文化史中时间节点性记忆的建构，国家对社会治理的文化脉络也逐渐相互衔接，并与政治逻辑与文化价值相契合，最终到达多维度社会整合的目的。因此，对于此类事件集体记忆所表达的不仅是个体层面上的“经历历史”与“经历现实”的衔接，更是政治权力与社会文化的衔接。尤其在全球不确定性所笼罩的现代社会，其带来的影响更已超越地方社会，成为传统风俗与现代观念、权力与话语、文化与资本等多元因素相互对话和博弈的领域。因此，对突发公共事件集体记忆的考察不仅能让个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抽丝剥茧般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意义，也更容易穿透社会的本质。

一  突发公共事件的集体记忆是否为一种整体表达？

公共性的突发事件本身具有短期性和非常规性，但又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社会常态，集体和社会往往需要对其保持一种“历史性”的持续记忆机制。突发事件的诱因虽是多种多样的，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大众对于此类事件通常抱有一种乐观的预期性假设：诸如，“许多往往是因人为因素爆发，科技的进步会让危机可防可控”；“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灾害所带来的危害越来越低”等等。在信息时代，对既往发生的公共性突发事件的记忆往往也更容易被海量的信息印象冲淡，从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现实影响。因此同质性事件再次发生时，对其社会情绪的表达往往不仅有“积极的敬畏”，也有“消极的恐慌”。纵观近些年我国发生的多起公共性突发事件，如“津港爆炸”“郑州内涝”“北方水灾”，以及多次公共卫生事件的间断发生等，虽然一些事件性质和影响相似，但从诱因、公共应对、乃至事后反馈都有不同，对于缺少专业知识又容易受到复杂舆情信息影响的社会大众来说，难以在认知中建构起结构化的记忆衔接性与整体性，反而将反映出的恐慌情绪与日常的生活实践联系了起来，形成了诸如逃离、诱导、造谣、“集体自私危机”等消极且碎片化集体记忆的现实表达。

而国家对待突发公共事件的态度，既是一种评估影响的客观选择，也是面对“不确定性”和“突发性”所主动进行的文化建构和意识影响，更可视为一种对权力行使的文化展开，以反映在事件过后“长时段”影响型塑作用过程之中。近些年鲜有对于此机制的直接研究，但默克（C·Merck）等国际研究者也在尝试通过对媒体和大众对间隔多年又获得冠军的特定重大体育事件（championshipsportingevents）评论为例进行文本分析与梳理，探究发现正是间断性让这些更广泛意义上的集体记忆对于个人的社会身份与国家认同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事实上这种作用机制在公共性突发事件中作用更为明显。以“非典”（SARS）为例，作为新世纪以来我国首次经历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SARS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个体对于“传染病”与“防疫”认知与思考的底层逻辑，也对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健康战略的制定等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综合民众和国家建构记忆叙事，多年来个人、社会对于“非典”的记忆也重塑着诸多人的生命历程与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方略的流转轨迹。而随着多年后新一波公共卫生事件的突然发生，以新媒体为代表的现代媒介对于“非典”回忆与讨论的热度也不断提高，并裹挟着之间的几十年来人们对“禽流感”“非洲猪瘟”等类似公共卫生事件的回忆，产生了的更加持续性的集体表征与记忆内容，深深影响着人们现在与未来看待自己的方式，也为诸多后续面对突发事件的个体表现、社群样态与社会反应埋下了伏笔。从方法论的角度，既有研究大都以对社会历史事件的口述史的连续收集与分析，完成时代与人生，个体与社会的串联，形成独立展开的集体记忆叙事。例如王汉生、刘亚秋等学者的知青集体记忆研究，郭于华对骥村女性记忆的研究等。而公共性突发事件再次发生时记忆“间断却衔接”的特征似乎脱离了集体记忆理论中的历史延续性，但在个体对于集体记忆本身的归纳、呈现与观看的方式上却表现明显。综合以上思考，本研究通过依托对大众所知的公共性突发事件的大众回忆这一具备事件性和时间性的载体，探讨将不同来源的原始记忆文本进行整理，使其整合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记忆内容的理论可能性，并以此为依托关注其建构过程，尝试回答“对于公共性突发事件记忆是否相互衔接成为一种整体性的集体记忆表达”这一问题。

二 作为整体的集体记忆何以可能？

“集体记忆”更加注重社会事件本身的特点及其所在的情境因素，也就是“记忆本身特点的问题”，这也是记忆研究的首要核心问题。通过个体叙述向集体叙事的方向进行归纳从而进行对于社会事件的深描，并以此来探究社会性是研究集体记忆的初衷之一。这也是为何常以口述史为核心方法的记忆研究并不注重事件材料的绝对真实性，而是关注相应的社会心态。研究某一类事件集体记忆的建构，更是要关注其发生时的历史与社会情境，来唤醒经历者的“集体记忆”并回归到经典理论研究范式之中看待其塑造与被塑造的过程。

（一）记忆何以“存续”——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建构

集体记忆拒绝对象的完全“过去性”，坚执其持续的在场，根本上说是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对于一个事件的经历，能否被作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除了事件本身的特殊性，更重要的还是集体中乃至社会的个体经历事件的情境因素和其主观感受。当下的社会与文化也会进一步形塑记忆的内容。因此，集体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建构，也是在“现在”对“过去”的一种穿插性（episodic）建构。在“现代中心观”中，社会建构性逐渐被放大，“社会记忆”(socialmemory)也逐渐与“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的功能等效化，用以强调记忆的社会性特质——记忆如何产生、如何传递。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也承认社会只是“佯装尊重个性的自由”，实际上个性化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个体记忆背后均是各自所属的多样性社会框架。但新的社会框架也不必然以完全破坏以前的框架为基础。因此，强调社会具有力量的集体记忆在理论家们看来，对于记忆的传递往往会具备共识：并未交织在繁杂生活世界当中无序的个体记忆内容往往会随着时间而消解，但通过生活实践与代际传播的集体记忆往往有着有限的时间跨度和更大的当下行动者建构空间。哈布瓦赫也对亲历者与非亲历者的记忆予以区分，非事实亲历者的抽象记忆也更容易形成能够长久保留的特征。因此，记忆内容中的社会事实容易在间断性的代代相传中曲解或淡化，而历史事实在传播过程中往往更加注重记忆体验的分享。正如王明珂所说，这种记忆可以是该社会的“集体记忆”，但并非该社会的“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依靠固定的社会框架，将混乱的具体记忆凝聚成共同的抽象记忆，形成了“人性共通”的社会事实，最终超越复杂的日常生活领域和多个体生命周期。因此，集体记忆出现伊始的社会建构性，也使其具备了传续属性。哈布瓦赫认为对历史记忆应是个体从既往到当下的社会框架中习得的，因而在对历史事实的集体记忆既是客体性的反映又是主体性的表达。他强调集体记忆需要社会框架的当下再构，以防止集体“失忆”。如同“文化记忆”（culturalmemory）以其仪式成型性和约束性实现了对大我群体的知识重构（dierekonstruktivität），并发挥传递历史和形塑现实的功能。正是这种框架的存在，才使得我们的全部感知和回忆具有了某种形式，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和决定。

但这种对于记忆传续的思考进路也更多地关注结构性作用，不免“忽视个体记忆的主体性及其对集体记忆的反叛性”。学者刘亚秋也认为哈布瓦赫提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并非完全意义上不限于时间维度的社会具体事实，同时也强调了个体抽象记忆的社会整合作用。哈布瓦赫曾尝试以建构“沟通记忆”（communicativememory）整合社会框架与个体抽象化，将集体记忆在口述历史中实现整合。但扬·阿斯曼（JanAssmann）认为哈布瓦赫显然未考虑到这种沟通的系统性：一旦我们将日常交流引入客观化的文化领域之中，集体记忆将受到文化神圣性的约束，因为文化也理应被作为建构集体记忆的客观事实之一。他在文化记忆的论述中整合了记忆符号在框架之外所承载的历史内涵，也实际上强化了记忆的文化性，并在现实社会以节庆、礼俗等形式展现出其具有高度文化主体认同的神圣性表达。这一点在“文化创伤”（culturaltrauma）上的表现也非常明显，它也被视为是个体到集体对于情绪与意志的持续表达。人们也可以通过记住苦难当中的积极因素将创伤与苦难加工成为集体经验的记忆存留。但阿斯曼夫妇并没有否定社会框架的基本作用，他们认为文化记忆是指向群体起源的“巩固根基式的回忆”(FundierendeErinnerung)，与个体的亲身体验、框架条件的“生平式回忆”（BioraphischeErinnerung）或个体“回顾性沉思”（retrospectivecontemplativeness）一起组成了记忆的内容。正如皮埃尔·诺拉在评价拉维斯的《法国史》时，将其对法国这段集体记忆描述为“在历史事实之上”，书写而成的“诗意的过去、渊博的学识和爱国的热情三者合而为一……是一段体现民族实现的记忆整合”。截至此，也是本文所认为的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塑造的核心：即集体记忆并非流变于时间的社会历史与转换于空间的个体印象之间张力的产品，而是一种社会历史事实的回忆与个体印象、文化传统之间相互沟通的过程，因而其能够促成记忆的传续。

（二）记忆又何以会“间断”——集体记忆的“力”塑造

延续着对于集体记忆社会框架的解释，“力”塑造首先需要回到记忆脉络对于发挥建构作用的“社会力”探讨之中，即社会框架又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社会力”最早来自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关于图腾制度对社会神圣性的阐发意义的论述中。哈布瓦赫也认为集体记忆（或社会框架）包含了真理（truths）、概念（notions）、想法（ideas）和许多一般命题（generalpropositions），这些都需要以具体的形式如事件、地点和人的个性等具体的方式进行聚集呈现。但哈布瓦赫更注重的是记忆的变动性：个体记忆的差异性与社会要求的和谐一致之间在很多时候是对立的，社会也倾向于从其记忆中去除所有可能离间人们和使团体疏离的部分。因此记忆的神圣性在于与社会规则的一致性，而不在于社会的不变性本身。涂尔干强调社会力的本原，到莫斯（MarcelMauss）以礼物的“整体性呈赠”来展现社会力的流动，最后哈布瓦赫聚焦于社会力的时间关系，集体记忆当中由社会力衍生的“社会框架”概念在哈布瓦赫这里得到了社会本体的关怀，也使记忆的论述更加具有多元的社会内容张力，因而同一社会框架所塑造的记忆有表现出明显的间断性便有了其理论溯源。

除“社会力”以外的另一种“力”为“权力”。哈布瓦赫虽然提供了集体记忆通过社会框架建构的解释取向，但尚未完全跳出“个体”与“集体”聚合转换的宏大理论，并提供一个可以解释集体记忆是如何产生的集成范式。集体记忆可被建构和传续，但是如何进行？似乎一直难以明确回答。柯瑟（LewisA.Coser）在翻译哈布瓦赫的著作时，就指出其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在保持结构相似性的社会中“过去”与“现在”盘根错节的关系，从而忽视了在前后相继的时代中仍保持生命力的共有符码和象征规则。随着集体记忆在社会框架保留着长久历史延续性的基础上，逐渐走向了“功能主义”对过去与现在整合的路径当中，稳定的社会框架使集体记忆既保留了过去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又以一种被权力结构化的“过去”形式存在（与“当下”有明显的区分）。这种观点虽然没有改变之后研究者对哈氏记忆观的认知，但诸如奥利克（JeffreyK.Olick）等学者也在多元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发迹时期，开始反思历史与现实在记忆中的主客关系，并尝试将过去与现在视作一种协商的过程。从这一点出发，康纳顿（PaulConnerton）认为集体记忆是现在的社会权力对于过去的社会事实印象的塑造，“社会记忆是一种‘权力控制’的传播历史”。在康纳顿的研究中，记忆的历史社会性内容被增添了工具化色彩，他用法国大革命对于加冕仪式的废除证明权力需要记忆的工具意义（clothingcharacteristics）给予公证，同时一段社会记忆的终结也就代表了新的权力出现。虽然时代的“官方记忆”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符号的流转而被不断重塑，但背后的威权主义对集体记忆的塑造力再也未被忽视。因此，集体记忆的权力化再表达将集体记忆“如何记忆社会”的机制重新解释为一种随着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合法化”（legitimize）表达集体与国家认同的“力”的塑造过程。

总的来说，集体记忆的传续，会不停经受着框架被解构和主线被“力”所离散的过程。作为延续与建构的集体记忆主体内容之一，对突发公共事件记忆的表达一方面源自历史体验对于当下感受的影响。与灾害类似，突发公共事件过后形成的“记忆之场”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都会对个体的感受与行动赋予一种“隐喻的可能性”，在扬·阿斯曼提出的“沟通回忆”模式中，人们往往在灾后的沟通当中会回避灾害的事实来隐藏内心的恐惧和保持与他人沟通的完整。另一方面，权力的“规训”作用也是更加明显的。一个地域灾害记忆的建构和意义化过程，既是一种针对灾害的应对方式，也是权力对社会基本文化逻辑建构的体现。在灾害或者历史创伤过后，国家和地方权力主体往往会通过重构记忆的方式消解灾害的“文化创伤”，并重建社会关系网络与组织秩序，最终完成灾前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而近些年国家在突发公共事件过后会通过正舆情、树典型，实物纪念和仪式实践等方式，不断强化国家权力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通过在社会文化史中时间节点性记忆的建构，国家对社会治理的文化脉络也逐渐相互衔接，并与权力背后的政治逻辑与文化价值相契合，最终到达多维度社会整合的目的。因此，突发公共事件记忆所表达的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衔接，更是政治权力与社会文化的衔接，尤其在全球不确定性所笼罩的现代社会，更是已超越地方社会，成为传统风俗与现代观念、权力与话语、文化与资本等多元因素相互对话和博弈的领域。

三  突发公共事件集体记忆的衔接性建构

“理念”（ideas）和“意象”(image)二者是哈布瓦赫从多重时间维度阐述集体与个体记忆之间联系的核心观点之一。时空中超前的“理念”，代表了集体对于记忆的理性选择，作为主体的集体赋予个体记忆整合的理性，并“按照一种符合我们此刻观念的秩序，在库存记忆中进行挑选，抹去其中一些，并对其余的加以排列”。在时空上迟滞的“意象”，代表了个体对于记忆在情感上的投入，个体的记忆需要在与见证人的记忆之间存在足够的连接点，才能使被唤起的具体回忆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重建。个体记忆在时空上保留了历史的原本内容，且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它是“无法传达，无法交流和无法超越的”。涂尔干和哈布瓦赫无不强调社会对于个体记忆的限制乃至压制作用，让集体记忆研究将“意象”长期放置于一个固定的研究范式之中：个体记忆被赋予的主体感受和行为方式是整合不同个体记忆的关键因素，“意象”也暗含了记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哈布瓦赫“社会框架论”中的基本元素。然而，“意象”往往被社会框架造就的“理念”所机械性地压制，因此基于“意象”本身的记忆“微光”更具有个体感情内涵。

（一）“理念”的整体连接：历史事实主导下记忆空间塑造背后的共性叙事

除了社会大众的记忆叙事，相当一部分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集体记忆游走于国家权力所塑造的记忆叙事空间当中。国家权力对灾害文化的控制虽然无法改变灾民受灾这样一个经验性的事实，但是，它可以规定灾害在意义层面的建构。国家通过对焦点事件或人物的定义进行了诸如“国家英雄”、“人民卫士”的记忆建构尝试。如“钟南山”这个名字是首先由社会信息聚集下的群体理性认知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因而具有更深刻和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国家也在此次事件之后通过对人物与名字的意义化及官方记忆建构过程，尝试达到“家国”意义重建和统一对“抗疫”社会文化认同的目标。相隔20年后类似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钟南山”也立刻闪回人们的视野，作为记忆中的共有社会认同符号，人们很容易在“钟南山、雷神山、火神山，三‘山’齐聚克难关”记忆现实重塑中找到情感的依靠。相较于“非典”时期，如今信息通达性的大发展与官方消息源的透明化引导与宣传也让人们对“非典”记忆中典型实物载体的意义进行了再延展。20年后，在“非典”时期“众志成城”的口号突出的情感意义基础上，又通过对散点式的典型人物、群体和纪念实物、事件进行意义再整合，加之全民性的身体参与，逐渐形成了更为正向和理性的社会认同与意义建构。作为集体记忆核心塑造者之一的国家也将相关的信息焦点进行整合，并在长时间内发挥权力的建构作用，将此次基于理念共性所建立起的精神与文化认同作用最大化。

可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为，当焦点事件被标签化后，往往意味着会在政治建构逻辑之内完成情感呼吁与责任逻辑建构。突发公共事件往往兼具事发前“自然灾害”的突发性特征，以及事发后“人为造成”的后发性归因，因而官方所塑造的记忆叙事中既涵盖了正向的价值引导与情感塑造，也整合了由个别到集体的因果关系。大众通常在感叹灾害的严重和无情之外，也将一切社会现象与行为的发生进行责任归因，或者否定原有政治归因逻辑。郭于华曾对“诉苦”与“受苦人”的讲述进行研究时，认为历史上国家可以通过权力技术与“权力文化网络”对国家观念进行传递，将普通人的感受融入宏大的社会工程中。我们回溯近些年突发的一些公共事件来看，为了防止官方话语体系与泛化的社会信息所塑造的记忆叙事逻辑背道而驰，政府越发关注官方舆论媒介所塑造的精神与内容能否走进人们的记忆空间。让公共记忆为现代政治认同提供了所向披靡的利器。但其代价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个体记忆被湮没，记忆的原初意涵和本真特质被抹消。因此也并不能以国家所塑造的记忆空间完全架构起经历者所集体认同的记忆叙事，这也是本研究并未以“社会记忆”作为统一视角来解读与分析的用意。对于此类突发公共事件记忆空间塑造的权力主体在于“国家”和“信息”。前者具有主体性，且对信息有着主动权，但也要承担信息的后果；后者存在社会泛性，在事件发生一定时间内信息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社会的舵向，进而影响前者的决定。

（二）“意象”的穿插间断：基于共情与习惯的差异化回忆

充斥着不可控因素的历史事件再次来临时，个体是否能够依靠记忆中集体共识形成情感上的正向表达，进而冷静地面对当下的社会事实，是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出发点，也是帮助历史进程中的个体完成即时性理性觉醒，并形成正确思维与行为反应的必要条件。面对同一事件，象征不同主体性社会大众与国家权力展现出了不同的记忆建构逻辑。集体记忆作为理性活动的出发点就是社会此刻所处的状况，换言之，理性的出发点是现在。哈布瓦赫认为情感是激活个体记忆并创造联系的黏合剂，但仍强调社会建构的集体理性在这之前就要为个体记忆的联系做好布局。但在哈布瓦赫眼中，集体记忆在线性时间上是迟滞的，那当个体被孤立缺少必要理性建构的社会条件时，集体记忆还会存在吗？雷彻（Leichter）在回应哈布瓦赫社会建构论时也回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个体是通过类推知觉(analogicalapperception)和情感的投入与匹配(paring)来实现集体认同的。也就是说，个体的情感在行动者集体理性缺场后，仍然可以形成集体记忆，这也是选择“忘却”集体记忆中的理性部分而在当下再构“意象”的必要条件之一。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记忆的沟通性（communicative）。它源于记忆对信息的敏感。集体记忆本身不仅是关于事件生动“第一手”信息的传递，更是当中生动的文化、语义与感性知识的流转与分享。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初，往往会有一些醒目的新闻标题让一些较负面情绪在以网络自媒体为主的舆论平台上散播开来。将时间线放长，这与个体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冲击长期延续在集体记忆中共性情感叙事的记忆沟通方式密不可分。人们对既往信息回忆的源头大都仅限于主流媒介与“道听途说”的混杂，且复杂、碎片化的信息相互矛盾的情况不胜枚举，其各自的真伪也难以自证。个体在尝试回忆过去时，许多疑问由于缺乏官方且统一的信息回应，因而使记忆陷入创伤后寻找情感认同的“集体心照不宣”(KollektivesBeschweign)之中。因此，个体的在突发事件的共性的叙事之外，不断形成具有情感色彩的“意象”将集体记忆予以穿插间断，最终通过“沟通”对记忆中的集体理性形成再构。个体与集体在理性活动中存在的张力，让记忆不得不寻找一个控制理性的主体。虽然哈布瓦赫认为这一主体是“集体”而非“个体”，认为集体会利用“理性或理智，按照一种符合我们此刻观念的秩序，在库存记忆中进行挑选，抹去其中一些，并对其余的加以排列”。但他并未控制个体的理性，而是不断与之博弈。当个体胜出，所组成的新“集体”将理性进行了再构，并形成了不断扩张和更新的集体记忆。

四  突发公共事件后的回忆共性机制探索

关于大众对突发公共事件记忆的审视，既需要走入历史延续与社会建构的传统研究进路，也需要直面伤害带来记忆的累积和沉淀被打破，因此集体记忆面临重新建构的挑战。从对相距不久的多次相似公共突发事件的考察来看，人们在事件发生后，会主动且极有选择地回忆起“上一次”是什么情况，并与此次的社会现实与身体体验相联系，进而在特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转型环境中形成记忆整合空间。因此，对持续无规律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集体记忆是对记忆历史延续性与社会建构性特征的又一次例证。那么，当一代人（或者一个群体，体验过同一事件的大众等等）已经认可了某一段集体记忆内容，它却从新的节点开始以新的形式“闪现”，是否可以超越间断的连续性，而是整体性地传续下去，也更值得深入探讨。

（一）勾勒：社会框架轮廓的形成

从本源上看，对于像灾害或重大创伤事件记忆的维系和建构，其目的是希望将这段历史、创伤、以及社会的感受固化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记忆，从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类似的南京大屠杀文化记忆国际传播，所蕴含的这种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群体再到个体的内在逻辑，将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归于个体，最终代表着南京大屠杀文化记忆从民族记忆迈向人类共同记忆的发展历程。而放之当下，我们需要的是将个人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回忆感受，以及当下的再造，与国家与社会话语构建出的行动与倡导话语进行协商，从既往记忆中总结出实际的有益内容，并用实践固化，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规训在一种特定时代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价值叙事之中。也许我们在回忆从前那些片段时，可不必要去寻找认同或追求那些纯粹的客观实证，而是将认真对待这段记忆作为彼此交流的出发点，因为“真诚比真理更重要”。毫无疑问，偶然与突发公共事件给了国家和社会大众这一与过去和未来沟通的契机。诸如透明迅速的信息公开，健康的舆情环境建设，加强安全生产、防护教育之外的社会与文化经验教育等普适性措施，这些既是社会历史事实又是个体生命事件的内容片段需要被内化在长久存在的集体记忆之中。因为只有这些信息来自于人的内部才会体现出其对认知的建设性（constructive）,那么人们才更有可能采用认知应对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情绪反应并质疑事件的相关性。记忆对于解读此类事件的作用在于警示、提醒以及反思，让社会不要忽略建设这些放空措施的初衷，也让我们不要忘记伤痛，正视历史与灾难。

与其他灾难与创伤事件的记忆类似，对突发公共事件集体记忆的建构是一个社会认知“范畴化”的过程。没有身在受影响地区或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也会将自己范畴化为广义“受害人”，并带着“受害方”的眼光去审视这段社会经历。因此社会框架的建构与维系方式上，无论是个体“能动性”的建构，还是集体与主流话语结构化的型塑，都需要借助一套完整保留工具将记忆的社会意义延续下去。它既可以是客观塑造的——即建立实物的载体仍然是最直观的记忆维系表征，同时也刻写和传播了社会大众对偶发事件后归因的警醒和对自然灾害的敬畏，以及其他个体化情感表达；也可以是“主位”表达的——即身体实践的操演与维持，“少聚集、戴口罩、勤洗手”等等看似日常的生活实践活动在多次公共卫生事件后成为记忆的符号进而转化为可传授的行为，也可视为一种日常对记忆的操演仪式，并有意识地培养和流传下去；更多的是默默流传的——对于多段突发公共事件的记忆都是不同社会角色的个体统一行动的一次难忘经历，而事件之中和之后多样化具体事件背后的意义感会随着各种媒介形式进行转移，将个体经历转移到整体性的记忆中，从而塑造出具有特定时空特征的众多个体化记忆故事，这也是每一个经历这一时期的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确立自我的形象和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核心手段。

（二）黏合：个体记忆中共通的情感与认同

“我们与某个特定的见证者同属于这一群体，从群体的角度出发看待事物，并运用该群体成员共有的知识，我们才能通过见证人展开回忆。”哈布瓦赫首先从集体内部研究“集体记忆”，发现个体与集体“感觉一致的必要性”，指出个体的记忆需要在与见证人的记忆之间存在足够的连接点，才能使被唤起的具体回忆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重建。由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在物质层面上总是暂时的，只有在群体精神层面上存续，即只有当所有的个体从过去到现在都同属于一个群体，“即使他人在物质形态上并不在场”，“集体记忆”才有可能在个体记忆中得到再现。这里的“群体”不是外部定义的，不是群体对身在其中的每个个体的凌驾，而是由我们自己感知的，强调我们当中每一个个体对该群体紧密而持续的投入，且这种投入是情感的，并依赖于个体。只有积极的情感才能完全调动个体在记忆中的主体性，只有“呈开放趋势的个体的爱”，才是跳出歼灭人性的习惯和建立一种个体与集体相互融合的道德的关键所在。换而言之，“集体记忆”需要个体情感地投入集体这一理念才能再现，“社会框架”作为记忆的现实启发作用才能够真正完成。

我们并不是要经历过灾难的每个人剥离事实，而是通过对事实充满情感的意义讲述来建构灾难记忆的内容，这本身也是记忆形成的一种建构过程。“非亲历者”其实都是“亲历者”的故事倾听者，而他们基于对于记忆的情感投入，将亲历者的叙事与自己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使经历变得更有意义。而过去的直接经历者也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并用个体积极的情感完成记忆的释放，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不仅是群体以及整个社会反思灾难所带来的历史沿革与社会价值规训，每个集体中的个体通过情感形塑与内化了“反思性”的集体理性，并以个体记忆的形式进行形塑和再现。这也体现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对涂尔干晚期“人”作为道德实体意义的沿革，“回忆的连贯性或安排，只属于我们自己，因为只有我们才能理解”。

（三）构筑：集体记忆的“社会文化”转向

“集体记忆”本身在超前或迟滞的时间节点均能够实现整合，进而激起具有社会意义范畴的共同思考。前者受到集体（或社会框架）对于个体的理性统摄，后者则诉诸个体对集体的情感吸引。在对突发公共事件记忆中的“理念”与“意象”在平行时间中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与个体感受产生交集：“理念”中的集体理性容纳并解释了个体“意象”，而新的情感与认识也需要符合记忆中的原有理念。只有这样，集体记忆才能够实现整合并传续下去。同质事件的重复发生（包括纪念、讲述等）加强了个体对理念的情感投入而使理念保持迟滞的时间，并唤起与该理念相契合的各种意象，并排斥与之异质的意象进而使复合意象的节奏变慢。所以，“集体记忆”只有在多重时间在实现定期或不定期的统一才能真正在结果上维续。那么问题是，又该如何将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进行统筹，形成具有典型文化内容与身份启蒙意义的社会记忆符号整体？涂尔干提出通过“集体欢腾”来保持社会的神圣性，但哈布瓦赫认为对于“集体记忆”，“集体欢腾”更多的是对“理念”的启蒙，充满情感投入的反思才是记忆延续与再生的必要条件。“如果记忆长期不被加以思考，就会毫无变化地再生产，但一旦开始了反思，而不是再让过去简单地重现，我们就可以通过推理的努力来重构记忆了。”

“反思”不仅是对于记忆内容的牵绊，更是糅合记忆中理性与感性、集体与个体的理论绳结。历史类比和记忆加冕构成“上次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出场或在场的最主要方式，它成为了人们“自我界定的框架记忆”（self-definingframememory），架构了人们对于“这次事件”的理解，并形塑了人们在危机之下的行动与想象。国家权力所构筑的英雄赞歌与自我修正的社会风气，其作用在于凝结并生产出共享的意义，呼应政治，以及总体的社会需求。它“自上而下”地书写了具有反思意义的官方历史。但它并不代表个体对于这种他者建构的“理性”故事的接纳，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对“这次事件”的解读，反而个体对历史故事的口述会很大程度上赋予口述者自主性，进而造成遗忘。“上次”与“这次”之间，整个社会在一次次再叙对“上次”记忆的同时，个体却并未对“具身”者记忆中的经历达成类比与共情，进而实现通过个体记忆在“这次”中的自我再认识。因此，再次经过疫情，我们所要构筑的集体记忆不仅需要内化为启发个体记忆的开端，也是与“线性历史”相对应、面向社会文化的底层记忆叙事。

五  总结与讨论：回归个体与集体的记忆之辩

不停向前开进的社会发展会不断用现代性剔除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种种条件，而忽视曾经在历史中“人”所经历的理性思考与情感投入的历程。当相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时，人们也会很容易因缺少认知和情感的记忆载体，继而陷入毫无边界且随着疫情肆意蔓延的无助与空虚之中。“对生活要向前看，对生活的理解要向后看。”一些突发的公共事件之所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与记忆印记，在于作为个体的大众在原有集体记忆的理性表象之下，未形成对此类事件的反思性的个体共情，进而以此为出发点组合并建构集体记忆。对曾经发生过的某一事件散点化的记忆碎片穿插于日常生活、文化传播、公共仪式等各个领域，但始终未能形成具有一致主线的建构能力。于是在另一事件爆发伊始，我们没有看到很多社会大众在回溯记忆后的改变，更多的是个体化的碎片式记忆重放。虽然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本身也是跨学科的，因此对其机制和建构的观点也十分复杂，但对于社会个体所经历的每次公共危机，也正因为我们都是“局内人”身份，才需要发现集体记忆传承中不变的部分及其深层机制，因为只有回归亲历者的生活中，才能找到记忆的“传承”之意。

从研究中看，对于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的个体记忆建构展现出显著的情感与经验性特征，多数非亲历者对于记忆的情感投入让个体与部分群体性记忆的内容迟滞于集体记忆的理性存在。“理念”所定义的哈布瓦赫观点中的“社会框架”本身，超前统摄了个体与集体对于历史事实的印象。“此次”事件的发生，也让“上次”事件的集体记忆在当下的线性时间中实现了现实再造，并超越了“上次”在个体记忆中作为“历史事件”的社会认知，以此赋予某一特定概念作为社会符号以持续保持神圣性。如多次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形成了“疫情”符号认知，多次夏季城市水灾形成了“内涝”符号认知等等。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时，对应的符号记忆迅速闪回了大众视野，并指导大众对于科学、官方的应对措施实现了集体认同，也能很快识别在事件中的个人角色。但同时也在“意象”与“理念”相互复合的过程中，即个体对于集体记忆的反思中形成了对于特定记忆符号的不同理解，甚至出现即使“听到了很多宣传，但以前大家都那么做，自有道理”等基于经验的认同惯性。本研究无意将这类现象诉诸社会集体被分割为若干“子集”后自发形成的自私化模式，而是希望从突发公共事件的记忆解读尝试中得到对作为“现在”的俯瞰式的理解文本。这不仅是为了“对抗遗忘”，也是为了“敬畏未来”。

在本研究的分析脉络中，“理念”与“意象”在多次突发公共事件之间的集中展示与复杂交织直接体现了记忆中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关系的问题。哈布瓦赫在论述“社会框架”过程中，认为“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中体现自身。”换句话说，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之间存在分配与组合的关系，“理念”和“意象”存储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之中，但是只有分配在个体中才能实现记忆，而个体记忆又反过来组合和体现了集体记忆本身。“理念”体现在集体记忆中，象征着记忆的传续；“意象”反映在个体记忆中，为记忆注入鲜活的血液。事实上，意义层面上的记忆体现了记忆的建构性，而建构性是基于社会性而实现的。一方面，记忆要求个体的理性和意识，“回忆的连贯性或安排，却只属于我们自己，只有我们才能理解”；另一方面，集体反思可以重构记忆，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集体或社会框架。由此可见，虽然哈布瓦赫始终强调记忆的主体是集体，但是他对个体是否具有记忆的主体性持暧昧不清的态度。“只有在构成社会的个体及群体之间保持观点上的充分的统一性，社会才可生存。”因此，面对“集体记忆”的变迁，哈布瓦赫也担忧二者分化和遗忘的危险而诉诸整合，他提出“社会思想”与“集体记忆”的相提并论，从意义层面寻求二者的整合建构机制。但建构的主体时而模棱两可时而明确清晰，体现了哈布瓦赫的思想源流——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胶着和影响，又使其不得不决绝地推向自身的价值立场——集体主义。

最后，本研究用集体记忆的视角来观看突发公共事件的集体记忆与当下“不确定性”社会之间的联系，另一核心目的在于对“社会决定论”的调和，以及社会关系结构再生性的论证。哈布瓦赫对于集体记忆的研究核心主线是以“社会框架”对记忆社会性以及集体作为记忆主体的建构，但他并未完全承袭涂尔干的“社会决定论”，后续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研究者也大都以多重时间的视角考察源于社会和不同群体的记忆框架，这也将使集体记忆与当下社会之间的张力逐渐弥合。然而受到“现代中心观”下历史客观主义的裹挟，动态变迁中记忆的社会关系意义越来越被简单化为线性时间中的集体行事。虽然哈布瓦赫并未否认集体记忆的历史延续性，但更强调记忆在多重时间中的张力与意义整合机制。这也是为何哈氏将个体的情感投入与集体的理性反思集合在一张紧密的记忆图景当中的理论缘由。因此总的来说，记忆不仅需要社会的裁剪来维续，也需要持久一致性的情感来捏合，只要这样，集体记忆中的特定历史意涵才能够在当下不断重放，进而释放其对个体与集体反思性的启迪。